“有用”和“无用”的说法，是总体性的“用”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存在者之间中所产生出的一种相对性关系。这样，看上去很分明的“有用”和“无用”，却有着随着条件和需要而发生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金子不仅是富贵的象征，而且被认为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块沉甸甸的金子可能还不如一怀清水有用。在莫尔（Thomas More ）的《乌托邦》中，平常被视为最有价值、最有用的珍贵之物，不仅都变成了无用的废物，而且变成了惩罚和耻辱的象征。一种存在物，对于嗜好者来说，不仅有用而且非常有用，但对于没有嗜好的人来说，它就无用甚至非常无用。可以说，似乎是确定性的有用和无用不仅随着时空而变，而且也随着人们的立场和需要而变。对于柏拉图（Platon）来说，“有用”就是“尺度”和“适度”，如他说：“连猪都知道，任何与身体有关的事都需要个尺度。”所谓“有用”，便是“适度”，“过量”或“不足”都不算“有用”。贪婪地没有节制地占有一种事物，就会成为那种事物的牺牲品，就像“人为物役”、“人为物殉、“人为财死”等说法所指出的那样，被认为是极其有用的东西，反而又成了极其有害的东西。这一点后面还将谈到。
但是，“用”对人类的巨大价值和作用，又容易掩盖住它对人类的异己性和排斥性。实际上，稍不留神，用就会成为人类的敌人和杀手。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实用性的技术。它无疑使人获得了惊人的力量、效率和解放。但正如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已经揭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反过来又成了人的“框架”，成为威胁和控制人的可怕力量，如核子武器。毒品是“用”危害人类的另一个极端性例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毒品的合理使用，具有治疗人类疾病的功效，但对于为了在毒品中获得大用而染上了毒瘾的人来说，他越是依赖毒品，毒品越是对他有用，他也就越会成为毒品的牺牲品。我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人类对用的控制能力，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总是居高临下地主宰用、控制用，使用用，而很少意识到我们被用牵着鼻子走这种事实上并不少见的情形，更不用说去考虑如何消除用的异己性，用的有害性。我们必须记往，用也是有毒的，甚至是剧毒。对于“用”，我们必须学会恰当的使用，就像柏格拉图所说的那样，适度地去用。当“用”超出“适用”和“适度”的意义时，“用”就变成了一种异己物，人也就成了用的奴役，“人为物役”，“人为财死”是人们所熟悉的说法。“存在物”越是作为“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越是需要它，离不开它。“用”总是“占有”和“占用”，我们“用”得越多，也就是“占有”得越多。人类之用“用”，本来就是人的“依赖”，本来就是被限制的人的产物。用一旦异化，就会增加人的依赖性，增加人的限制性。在现代社会中，人所用的事物是最多的，这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令现代人感到自豪的地方。但是反过来说，人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加，相应的用的异化性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特别是，当我们把“用”越来越限制在“实用性”上的时侯，情况就更令人担忧。人把自己完全“抛投”在“实用”之中，让自己随着“实用”漂泊，在“实用”天地里烦忙不已，无暇反省自我、追问自己是“谁”。衡量价值的标准，就像衡量一块面包、一把锄头或一块抹布那样，完全以对我们是否有“直接”和“当下”的“实用性”为转移。程颐曾说过轻视“实用性”的“道著用，便不是”的话，但在现代社会中这句话就应该改为“道不著实用，便不是”。人们沉沦于狭隘的“实用”之中，唯“实用是从”，除了相信直接的“实用”有用之外，其它的一切都被诅咒为“无用”。人的心灵越来越像幽闭在“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a machine），失去了神彩、优雅、趣味和神圣。如果说这是现代实用文明让人类的精神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可能过于沉重。我想，人们不会希望现代过度的技术实用文明继续成为催化人类精神病的温床。人的心理障碍重重，心灵埋伏着创伤，灵魂焦虑不安，如果可以把这称之为“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比自然生态危机一点都不轻缓。人的心灵需要得到调理，心灵创伤需要得到安抚，灵魂需要得到救赎，我们应该寻找“非实用之用”来克服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当然，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根源，都来自“实用性”的工具理性，其中也有来自精神领域自身中的病态物。人类在寻找解决精神困境的途径时，不小心也容易陷入到严重的困境之中。
